张艺谋访谈：电影导演工作与电影制作

《张艺谋谈电影创作电影导演》是我院张会军院长对多位中国知名导演的个人访谈文章中的一篇，现在这本访谈录尚未出版，但为了支持我校校刊的建设，使全院师生尤其是刚入校的新同学更多更好地了解电影学院了解电影，张院长特别向本刊提供了以下这篇访谈。

　　该文章不同于以往媒体或个人对张艺谋的访谈，在张院长的这篇访谈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国际上声名显赫的大导演，而是一位和我们有着同样求学经历的对我们谆谆教诲的师兄，他通过对所有拍摄或导演过的影片的客观全方位的阐述告诉我们他对电影的认识和热爱，这种访谈不是娱乐杂志的八卦新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人之间的对话！

　　在此特别鸣谢张会军院长对我们校刊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可以从中学习到做一个电影人的真谛。

　　电影：

　　我怎么看待电影？我觉得，电影就是一个梦。电影的形式就是一个梦。我们把自己的梦传达给巨石，让巨石跟我们一起造梦。梦的解释很广泛，我们是在梦里寄托自己的一种感觉。

　　作为电影导演，当你的影片拍摄到了一定的程度，影片中的电影技巧，你对电影的了解，以至于你在影片中如何去讲一个故事，都不重要了。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电影拍到了最后，就如俗话所讲的那样：文如其人。个人的情感、感觉都表现在电影当中。我不能总结我自己的影片拍摄，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比较倾向平民化。我一直保持着普通人的平和的心态。我觉得，一个人生长的环境，成长的经历，会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对一个人留下深深烙印，不能磨灭。电影中会反映和表现出来。

　我们常说，拍电影的过程是导演的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自我的过程。我们将来工作谁都会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拍电影，首先希望能从一个通俗的角度讲一个故事。让观众喜欢看，让观众理解，能看懂。但我还是希望这故事能有思想，能有想象力和内涵。我最欣赏的是两者能很好地结合，这样的作品最好。因为，我现在是对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来回答问题，不是对社会上的一般观众，也不是对一般的读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将来出了校门、走向社会去拍你们的作品时，你们可以谁都不管，什么都可以不信，都没有关系，你们可以把什么都推翻。但是，你们要对得起心底里，那些你们爱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

　　对小时候的事情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妈给我买一毛钱一小袋的花生米，我就会把花生米放在口袋里，用手慢慢把它的皮弄掉，在手里摸半天才把它放在嘴里，然后，用嘴把花生米咬成两半，一点一点的吃。往往是一袋花生米能吃上好几天，仔细地回味，延长那种享受的时间。小时候就是这样，这是一些很小的印象。由于我经历了到农村的插队，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环境的原因使我一直很自卑，也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背景，我从思想上没有这种感觉。当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我从来不抱怨，我总觉得是应该的。

　　我学习照相是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的，完全是自学的。因为，那时在工厂很无聊，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其它事可以做。那时候很年轻，总觉得不能荒废青春年华，但是，又不知该做点什么。后来，逐渐喜欢照相，就开始学照相。

　　这种学习，完全出于一种渴望，一种没有目的的渴望。只是觉得年轻，不能浪费光阴，不能就这么混下去。那时，我有这种感觉。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在学习暗房技巧的时候，我记得是一本非常厚的暗房技巧书，我差不多把半本书都抄下来。因为借人家的书要还给人家。我那时全是自己学习，我记得那时候我比较擅长拍结婚照，我们工厂职工只要有人结婚都来找我。

　　我从小在机会很少的时候，绝对不敢想太多。为什么想上大学？并努力争取，是因为那个年代这个机会已经全面铺开，给每一个年轻人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我也曾想过考体育学院，因为我爱好体育。我会画画，一度也曾想考美术学院,但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没有什么专项。而且，当年我已经二十六、七岁了，有很大的困难。考美术学院要画素描，我觉得我的水平考不上，我没有正经地画过几张素描，我只会在工厂写写标语，办办展览，写毛主席语录，出一些黑板报，做一些宣传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不行。后来，是巨石给我出主意，我才下决心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爱照相，而当时，纯粹是为了找出路。

　　在影片《活着》中，葛优饰演的福贵，一生为人谨谨慎慎，谁也不敢得罪，总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但是，命运的折磨，总是使他遇上问题。他想的是鸡变羊，羊变牛，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起来。他从心底对未来有一种憧憬。这完全是一种小人物的正常心态。在社会大的时代变迁中，在社会大的政治动荡中，他无能为力，无以应对，苦难屡屡降临在他头上，但是，他坚强地活下去，就是想活得更好。

　　我觉得，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所有的家庭的潜意识中，就是“活着”两个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有这样的精神经历，就是活着，没有任何想法，连想法的影子都没有，它不存在你的脑海之中。因为，你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而且，那时大家的思想非常的单纯，单纯得像小孩一样。听领导的，听中央的，听毛主席说的话，说什么都照做，不作他想。自己没有想法，思想上是空白一片。因为，那时毛主席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影片《活着》一直没上映，我想短期内也不会上映。中宣部有规定，我们国家历次政治运动的题材不能拍。不是说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拍，而是不能拍。作为一个导演，如果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我相信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我还是一句话，我拍电影是给中国人拍。你的工作影响了大家，让大家为它多说两句话，让大家为它多骂一句人，这就是你作为导演的价值，其实你还能做什么呢？

　　当年西安厂拍《老井》，导演吴天明让我演，我也觉得很新鲜。我自己说服了自己，好，我答应了，我怎么做呢？我不会表演，我不像会表演的人，马上可琢磨角色该怎样演，或是排小品，我都不会，我只能下笨功夫呀，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就是跟农民住在一起，把自己弄得象农民。那时我不知会不会拍到手的特写，你看《老井》，其实拍手的特写很少，但是我搓了三个月的手，只要一开会，一闲下来，就往地上一坐，抓一把土，抓一把砂子搓我的手，让十个指甲的边全部藏黑，并且把手搓得特别粗糙，结果也没用上，我背石板背了将近3个月，一开始背五十斤，后来背三百五十斤，走十几里山路，我就是觉得要对得起吴天明，把这件事做好。